1995年夏天，贵州证券上海证券营业部在本报刊登一则招聘启示，招聘客户经理 8名。根据规定，客户经理的工作职责是“拉客户”，拿一份不高的底薪，每次为客户买入或卖出一次股票，便从该笔交易中支取一定比例的佣金提成。　　　　按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算得上是沪上最早的一批证券经纪人。尽管招聘的岗位是“客户经理”，但从其被赋予的责、权、利来看，客户经理已经具有了证券经纪人的雏形。　　　　在那时候，证券经纪人在我国尚处在“萌芽”状态，愿意把资金托付给纪人的投资者寥寥无几。记者当时采访时发现，一谈起经纪人，投资者问得最多的便是“亏了怎么办？”“他卷款逃跑怎么办？”　　　　可见，当时绝大多数投资者还停留在“单打一”的业务投资水准，习惯于听股市沙龙、跑证券公司，而不愿把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血汗钱”交给他人代理投资，害怕受骗上当。 1996年：组建“编外”经纪人队伍　　　　证券经纪人一经出现，证券公司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便是谁来做经纪人？是从社会招聘，还是从公司内部培养？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非常复杂，关系到证券经纪人制度的定位。　　　　当时，证券法规不够完善，规范二级市场参与各方和市场中介人行为的条文较为笼统，对证券经纪人和经纪业务更是未作涉及。这一情况造成券商在尝试证券经纪业务时心中没底。更主要的担心是，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39条规定，证券从业人员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买卖股票。如果证券经纪人从公司内部培养，身为公司员工的经纪人经常会按照客户指令代其操作。结果是赚了钱皆大欢喜；一旦出现亏损，客户埋怨猜忌，指责经纪人越俎代庖；个别客户甚至迁怒于券商，以券商违规为由，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　　　　鉴于这种情况，当时许多证券公司纷纷采取组建一支编外经纪人队伍的做法：即证券公司面向社会招聘经纪人，经过考试上岗，建立一套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经纪人不是券商的正式职工，只负责客户营销、管理和服务咨询。　　　　经纪人来自外部的做法除了具有来去灵活、成本低廉等优点外，最大的好处是避免了客户与券商之间可能由经纪人而产生的法律纠纷。但同时也增加了券商的管理难度和系统风险。事实上，离开券商的背景和支持，普通证券经纪人是很难拉到客户的。 1997年：咨询工作室应运而生　　　　从1997年年初开始，各种名称的“咨询工作室”争相挂牌，场面甚是热闹。　　　　咨询机构对开咨询工作室很有兴趣，是因为该项服务的收费与咨询服务的质量直接挂钩，充分体现出“按劳取酬、优质优价”的原则。根据证券营业部的设施条件、地理位置以及客户交易量和咨询机构实力，决定咨询机构对客户佣金的分成比例。券商也变得大方起来,欢迎咨询机构“来店设柜”。希望高素质的咨询人员进驻营业部，每天为客户解盘，提供分析报告，提高客户投资成功率。当然，最终目的还是希望这些咨询工作室能为营业部带来大客户，提高交易量。　　　　证券咨询工作室的产生，使得证券经纪人从一开始的个人行为升级到一种集体行为，对经纪人的发育和成熟起到了促进作用。 1998年：经纪人群体开始形成　　　　经过几年的摸索，证券经纪人制度开始受到业内券商的普遍重视。那一年，许多大券商都把开展经纪人试点作为公司经纪业务的一个重要内容。有关经纪人制度的研讨会不断召开。无论是交易量列前的大型证券营业部，还是在业内默默无闻的小营业部，都有了自己的经纪人。于是，“证券经纪”作为一项职业，证券经纪人作为一个业内群体，开始在证券界出现。　　　　做一位证券经纪人能赚到钱吗？虽然旁人看来这似乎有点“悬”，但在一些专职经纪人眼里，这根本不是问题。一位证券经纪人私下里对记者介绍自己的“生意经”：经纪人靠什么赚钱？靠与客户进行利润分成吗？如果真这样做，就等着喝西北风吧！一个“聪明”的经纪人，都懂得靠做大交易量发财。　　　　“关键是要做大交易量。即便是10万元资金，只要早上卖出股票，晚上买进股票，交易量一下就扩大一倍，达到20万元。一个月下来就是 400万交易量，按50％的比例返佣，扣除税收，一个月的佣金返还收入便在6000元以上。” 1999年：全员经纪人制度实行　　　　去年 4月，刚完成搬迁的大连上证实行全员经纪人制度。营业部2000平米被划分为3个大户室、2个中户室和1个散户大厅共6个工作区域。 2名业务人员2人一组，被安排到6个工作区域。与此同时，所有客户也按资金多少不等的情况划分到这些区域。在符合资金条件的前提下，客户有权选择员工。　　　　员工的收入也与其所在的这个岗位挂上了钩。营业部制定了一个工作区域每月最低佣金收入标准，以及员工的保底工资。一旦连续三个月未能完成这一标准，该区域将由营业部其他员工竞争上岗。业务人员的工资按当月完成的佣金收入的一定比例提成，上不封顶。电脑、财务、办公室等后勤部门的员工拿业务人员的平均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