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有91.1%的人按揭购房，其中，有31.75%的人，月供占其收入的50%以上。

　　他们由于背上沉重的还贷包袱，生活质量大幅下降，不敢轻易更换工作，不敢娱乐、旅游，害怕银行涨息，担心生病、失业，更没时间好好享受生活。

　　故事1单身房奴：

　　父母替我养房子，谁养父母?

　　“饭局?你请客我就去。”“泡吧?不好意思，我最近晕酒。”每当有朋友约Suzy出去玩时，原本是派对动物的她高高挂起免战牌，宁愿蜗居在那空空洞洞的新房里。大学毕业后，Suzy过五关斩六将得到了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成为一家公司的行政人员。当时，Suzy和同事在公司附近合租了一套小房子，每月1200元的房租。Suzy经常和朋友吃饭、泡吧、旅游，一个人的生活过得逍遥快活。

　　落户上海的第二年，Suzy非常想正式在上海落户，成为上海人。于是，她壮起胆子，毅然以1.2万元/平方米的价格，买下了上海内环以内一套99平方米的公寓房。这套房子总价120万元，首付40万元，月供7000元。买房后，Suzy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她再也不敢随便买衣服和化妆品，也不去泡咖啡馆、酒吧，每天一下班就窝在家里，连以前最心爱的时尚杂志都放弃了；由于薪水不够开销，她每月只能靠母亲汇过来的几千元救急。

　　Suzy也想过要把房子租出去，另外再租市郊的二手房，可挂牌后才发现，自己这套房子的租金一个月只有1000多元，扣去自己二手房租费，每个月也增加不了多少额外收入，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这样的日子不是一年半载，而是漫漫20多年。Suzy说：“今天父母替我养了房子，明天谁来养我的父母?”

　　编辑点评：通过高考进入大城市——毕业后留在上学的城市工作--一两年后由父母或亲朋好友协助凑足首付款，然后开始城市“负翁”的生活。在年轻人当中，这种生活状态已经越来越普遍。北京市建委曾在2004年底做过一个调查，发现购房者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在所有年龄段中，21-30岁的购房者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38.8%，已经成为购房的中坚力量。

　　通过家庭资助，这些年轻人进入了房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能如愿应对随之而来的风险。由于工作年限不长，积蓄不多，无论是生活变动，还是利率变化，都会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影响。

　　故事2已婚房奴：

　　养得起房子，就养不起孩子

　　“我每天一睁眼就觉得自己像杨白劳似的，欠了人家一屁股债。”吴飞是北京一家外企的职员，31岁的他去年买了一套总价67万元的住房，首付30万元，月供2500元。买房前，已经工作6年的他“居无定所”，搬家都搬过好几回了，但是考虑到要和女友结婚必须有房子，所以去年"全家举债"淘到一套尾房，就此也把吴飞一家套在了房子中。

　　吴飞的新家位于北京市北五环之外，一进门以为走进了刚搬空的房间，虽然经过简单装修，但是“家”的感觉却不旺，20多平方米的客厅什么都没有，房间也只是摆了床。吴飞说，因为供房的压力，他们目前没有多余的钱去购买家具和电器，搬进新家后惟一添的两大件是一个54厘米的电视和一个冰箱。

　　吴飞今年已经31岁了，远在老家的母亲已经开始念叨抱孙子了。“不敢生。”这是吴飞给出的答案，“房子还压在身上呢，再生个孩子，我就别过日子了。”

　　编辑点评：30-40岁正是一个人人生和事业的稳定期，并且通过多年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积蓄，他们才应该是购房者的主力。但事实的结果是，买房后，他们却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房贷、医疗、子女的教育费用和父母的养老费用几乎压得他们难以喘息。因此，买房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丁克家庭的出现。

　　故事3新房东：

　　以租还贷有点悬

　　章先生居住在山东省济南市，月工资1800元。前不久，他在历下区买下一套住房，总价50多万元，月供2000元。由于贷款的压力，他决定等购置的新房交房后，暂不居住，而是出租。他说：“每月要还贷款2000元，还要支付现租房子的租金，实在很吃力。”无奈之下，章决定将新房出租收取租金，再用租金偿还贷款。他说，虽然这样做比较心疼新房子，但在巨额贷款面前，只好忍痛割爱了。

　　编辑点评：房屋升值对那些“以租还贷”的业主来说，意义不大。房价上涨与租金变动不成正比关系。从2003年底开始，房价涨得快，租金上涨幅度却慢得多，而有些位置、户型、环境欠佳的房子租金还不好提价。销售价也不能做按揭租房的参考价，市场平均租金水平才是参考。如果说章先生选择“以租还贷”是出于无奈，那么对那些希望靠“以租还贷”赚钱的业主来说，真是“有点悬”。

　　故事4炒房客：

　　最大好处是“纸上财富”

　　每天早上8点钟，刘先生都准时搭乘地铁去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IT公司上班。这样日出晚归的规律生活对他来说还很新鲜。因为在去年之前，他没有固定工作，主要职业是房产投资客。除了看房收租外，大部分时间都过着逍遥自在的休闲生活。经历了一段起起落落的炒房生涯之后，刘先生表示自己现在的心境非常踏实。

　　2003年3月，刘怀揣7万元积蓄开始为自己添置新房。当时上海的房源非常紧张，刘托了好多朋友，才买到古美板块一套100平方米的两居室，总价55万元。当时他的月薪只有4000元左右，根本没有实力吃下房子，于是就找亲戚朋友拼拼凑凑付足了15万元的首付，每月向银行支付贷款。没想到，这套购入价5500元/平方米的房子，当年年底就已涨到8000元/平方米。刘果断决定抛出，这一次转手，他不仅还清了借款，手里的7万元现金也翻了近5倍。初战告捷，刘尝到了甜头，决定做个专业的炒房客，继续挖取人生的金子。

　　此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广泛收集房地产资讯，经常出入大小中介店打探房地产市场情况。随后，他在长宁区靠近中山公园地段以8000元/平方米的单价买下了人生的第二套房，这套房子共123平方米，在当时很上档次。刘一次性支出了30多万元首付，以30年期限贷款70万元。3个月后，刘先生又以150万元的总价，买入另一套125平方米三居室二手房。虽然这次冒险使他背上了较重的还贷压力，但当时该房产总价已翻升至200万元，回报率非常高。于是，刘索性辞去了工作，专事炒房。

　　从2004年2月到2005年3月，这是刘短暂的炒房生涯中最辉煌的一年，这期间他最多同时转手十多套房子。

　　2005年1月，刘的个人身家从最初的7万元涨到了三四百万元。同时，他也背负着六七百万元的房贷款、每月还款6万元的沉重包袱。

　　好景不长，5套房子在手来不及抛售的刘在2005年5月，一天之内亏了58万元。如今，刘的个人身家距离其炒房最顶峰时已缩水60%，只剩下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刘退出了专职房产投资，回归平凡稳定的上班族生活。

　　编辑点评：有位专业房产投资人说：“投资房产能不能赚钱，一靠溢价，二靠租金。”溢价就是原来100万元买的房子，转手以150万元的价格买出去，超出的部分就是投资者的收益。但目前来看，靠转手房产牟利似乎不行。一方面因为二手房市场不发达，另一方面交易成本也较高。在租金方面，房租增长和高端市场也有待进一步发展。即使在最赚钱的商铺领域，目前也约有60%至70%的投资者被套。也许房价上涨带给投资客的最大好处，就是那些目前能用数字计算却无法立即变现的“纸上财富”。

　　态度：可悲不可怜的“房奴“

　　“他们是住房的奴隶，也是消费的奴隶。他们被裹挟进了政策引导和消费主义搅动的漩涡而无法挣脱，被迫以提前消费和超前消费，加入抬升房价的合力之中……”这个观点我基本赞同，也就是说，这些受害者“房奴”于哄抬房价也是有“贡献”的。

　　说他们是“被裹挟”、“被迫”，自然是同情的口吻。不过“被政策引导”与“被消费主义搅进漩涡”是两回事，我觉得，两者的个人责任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关于“政策引导”已有很多专家学者的分析，对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联手抬升房价，有痛斥地方官员为捞政绩或好处不仁不义的，有说因为实行分税制上交多所以才不得已而为之的。我想说的是，那些在消费主义支配下，在住房上极不理智地“超前消费”的人，真的那么可怜吗?

　　“消费主义”盛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人要抵御广告的诱惑与影视中豪华生活方式的暗示，要不与同代人攀比，的确不容易！我年过半百，看有的同事有别墅有轿车心里也发痒呢。但是，我如果作了决定，我就准备承担后果，不会怪别人引诱了我。

　　建设部等九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出台了15条措施、8大"硬指标"调控房地产市场。其中有一项内容是90平方米以下住房须占项目总面积70%以上。我觉得这个住房标准还太宽松，还可以规定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0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应占项目总面积的50%以上(具体数字当然可以讨论)。这种“小”房型是二三人的小家庭最经济可行的，也完全够用。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三人各一间、书房一间、客房一间、保姆房一间、健身房一间，再来两套把双方父母接来同住，再有一座小花园……若有条件，有这么多房产也不为过呀。可是，以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能满足多少人的这种要求?

　　想想经济比中国发达得多的日本、韩国还有中国香港的民居条件，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人(一项统计结果表明，21-30岁这个年龄段比30-40岁年龄段的购房者比例大14个百分点)的住房标准是不是定得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