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一被老家打来的电话惊醒，电话那头传来急切的声音：你上次买的那些基金跌了，快点卖啊！这条讯息从2月以来的大盘急跌开始，经过张一一母亲的圈子消化了一番之后，惊扰了他的清晨美梦。时间倒退回去四周，张一一的母亲还得意地宣扬自己的先见之明：你看，都是在我买了以后，隔壁的王家妈妈才去买的，现在银行里到处都是买基金的人。

　　尽管母亲对基金还没有超过“鸡精”的认识，甚至不知道导致张一一父亲在2003年亏本的也是这个叫“基金”的玩艺。2006年巨大的财富效应口口相传于民间，远在长江中下游的南部小镇也开始沸腾，张一一的母亲始终把基金当作她最熟悉的金融产品——存款，在老人家看来，这是一个没有存期、比银行利息多得多的活期。

　　金融产品比世界上任何一种商品都奇特，这种“莫衷一是”的特质让张一一想起了90年代初物质匮乏的日子。张一一的母亲就是这么挑选电冰箱的，在仓库里堆着不知道牌子的冰箱，外面罩着厚厚的包装纸板，因为不能拆开，只能找经验丰富的师傅判断纸盒来找电机性能稍好的冰箱——最好产自日本。

　　从这一点看来，基金就像是包装盒里的冰箱，在拆开之前，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压缩机的产地，但不同之处是，你可以在用了半载之后买一台稳压器以防止冰箱跳闸，但基金的“稳压器”在哪里？

　　包装纸下的基金

　　2006年的基金是怎么赚到钱的？这个问题被回答了无数次，专家的智慧、2005年底的方向把握、对宏观经济的洞悉等等。局内人避开了这些“花哨”的修饰词，他们的回答简单而有力——甚至有些瞠目：仓位。

　　“很简单，在06年的市场，谁敢满仓谁就赢了”，这位局内人继续说：“从数据上看更明显，40%仓位的不如60%仓位的基金，60%仓位的基金做得不如80%仓位的。你能说保持60%不好吗？从专业角度，这部分基金可能更谨慎一些，万一大盘不是单边上涨，可能仓位高的基金就要冒很大的风险。但结果就是结果！2006年市场只有上涨，投资者只认表现最好的，个中风险控制的细节等等，没有人关心。”

　　这就是一场赛狗大会

　　所以，局内人说：基金就是一场赛狗大会，无论你看起来多光鲜、多像一位出色的金融从业人士——一张座次表就能决定你的地位。

　　每逢周一、四和周六，澳门逸园里就充斥着疯狂的人群和数只穿着不同颜色“战衣”的格力狗。赛狗，是澳门人喜闻乐见的博彩，在赛狗前一日，各大报章都会公开赛狗次序表，这张表上详细地写着每场比赛的狗的排位、以往的成绩、现在的赔率。

　　这是基金宣传手册上不曾写到的铁血军规：没有哪个投资者会有耐心持有一只迟迟没有动静的基金，不管你的理由多充分，失败就是失败；不管你使出的手段多恶劣，排名就是王道。

　　于是，海富通精选的基金经理郑拓说：“假设一个基金经理仅买了茅台，结果会怎样？”

　　没错，这个基金经理很可能已经功成名就了，但前提是，他没有在茅台大涨之前下课，也没有迫于种种压力而卖出股票。

　　“海富通股票基金 在2005年8月初成立并开始投资。我下的第一单就是买入贵州茅台，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茅台一直是这只基金最重要的股票之一。然而，在经历短暂的上升后，我买入的茅台随市场一起盘跌。”郑拓在他的blog中如此回忆，“即使在2005年4季度指数开始回升，银行股，地产股和军工股成交异常活跃时，即使在2006年1月份有色金属股满天飞从而吸引市场的全部眼球时，茅台一直像睡美人一般的沉静，直到2006年2月份启动股改，之后股价在短短的3个月里翻倍。”

　　就像最美妙的爱情来临之前心灵总会备受折磨，茅台在给基金经理最好的回报之前总是要以她特有的方式考验他的判断和定力，考验投资者的耐心，考验基金公司的宽容。

　　无奈，有多无奈？

　　那些以月、以季度、以半年甚至以一年为周期的基金考评制度，对赛场上的“格力狗”来说，多多少少有些残酷。考核基金经理的不仅仅是基金公司，还有投资者。在基金公司面临生存压力时，投资者的评价周期会大大影响基金公司的决策。毕竟在面临生存还是死亡这个问题时，少有什么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如果一个基金经理投资了茅台，而恰恰这个基金公司的考核体系是3个月或半年，那么，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很荣幸的，这个基金经理有两次修长假去三亚晒太阳的机会。

　　“其实一个基金经理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和同类基金保持一致。如果大家的股票仓位很高，你最好也把仓位顶高；如果大家都买某只股票，你最好也去配置一点儿。这样做，当你犯错误时，大家都在犯错；当你的基金净值下跌时，其他的基金也在跌，所以，没有风险。而和别的基金保持差异，作为基金经理是需要勇气去承担责任的”，郑拓坦诚得令人敬佩。

　　投资者的未来

　　杰里米·西格尔在他热销的新书扉页就表明了态度：投资者的未来是光明的。

　　显然，这并没有得到摩根士丹利亚太区前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的认同，他像上颌牙根的龋齿一样，总是在投资者异常兴奋得大嚼时跳出来刺激神经，他说：“开放式基金虽然在中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不过它在国际上的实践并不成功。开放式基金收益率与股票市场的整体走势密切相关，从它的历史经验和国际表现来看，其收益率通常还不如股市的整体收益率。”

　　局内人对谢氏的看法表示理解，虽然有失偏颇，但公募基金的局限性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基金经理对“价值投资”的追求和热情，这种理想与现实难以契合的例子在最近的坊间传奇人物肖华身上凸现出来。

　　博时价值增长基金应该是教科书里引用最多的例证之一，冗长的数据对比图只是为了说明一只曾经排名第一的基金可以在第二年烂到怎样的程度——在2003年底，肖华执掌的博时价值增长基金的与年初相比增长了34.35%，名列各开放式基金榜首，而在2004年，投资者只能在成绩单的尾端找到这位曾经的王者。

　　一切归因于肖华对上海汽车的情有独钟，这位“2003年度的舒马赫”凭借对上海汽车、长安汽车、伊利股份等股票的重点投资，而名列同业基金业绩第一，名噪一时。但伴随着其后汽车行业的周期性衰退，以及伊利股份的高管风波，汽车股和伊利的股价一度陷入深幅调整。肖华的投资理念和他对汽车股、航空股和伊利股份的长期重仓持有，也受到强烈质疑。

　　尽管肖华坚称看好上述行业的长期发展空间和价值，但没有人原谅局内人的苦衷，没有业绩，NO WAY！肖华选择在2006年离开博时，转事私募。据悉，肖华未来发起的私募基金 将引入他自己的投资，并将继续贯彻他的投资理念，坚持深入研究公司，长期持有。而他也表示现在依然看好汽车、航空、消费品、房地产等行业在未来的长远发展前景。

　　有意思的是，当肖华去职之后，其长期持有的汽车股、航空股价却在2007年1月超过历史新高。长安汽车更是在两周内涨幅达到45%。这似乎印证了凯恩斯的名言，“市场偏离理性的时期，总是比人能接受的时期来的长。”

　　看不懂的局外人，看不懂的风险

　　对于同一家基金，张一一的母亲看到的可能是：这家基金公司曾经在儿子工作的北京二环路上做过广告，巨幅的那种，当然有实力！而且偶然去参加过一次基金经理讲座，虽然当时大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数据挺不好懂，不过那个基金经理把脸刮得很干净，透着俊朗，绝对的专业人士。这种印象在银行客户经理的介绍中又加深了一层：这是一家老基金公司，有丰富的经验和齐全的产品线，特别是某几只债券型基金，做得相当不错。

　　但局内人说：我绝对不会碰这家公司的任何产品！里面乌七八糟的，可能有老鼠仓、捧角儿等等不规范的行为。

　　把时间回调两年，在基金行业刚刚发展时，类似的传闻不绝于耳，局外的投资人只能依靠偶尔的媒体曝光来观测自己的权益是不是受到侵害。

　　频繁换手

　　一家深圳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向媒体透露，券商承诺基金公司销售量的前提是基金公司向券商做出交易量承诺。有些基金公司承诺给券商10倍左右的交易量，即券商销售1亿元开放式基金，基金公司在一年时间内要给券商做出10亿元交易量，对应的券商佣金 收入为200万元左右。

　　基金公司通常按照管理的资产规模收取管理费，规模越大，管理费越多。如何在新基金发行时尽可能地扩大规模，是每家基金公司营销的重点。2003年，基金发行的代销渠道主要是商业银行，这种情况在2004年被打破，券商渐渐成为各家基金公司新开拓的代销生力军。

　　一家券商销售1亿元开放式基金，手续费大致100万元左右。但券商对销售开放式基金的兴趣，并不仅仅在手续费上。

　　有些情形下，基金公司甚至不惜与券商约定15倍、20倍乃至更高的交易量承诺。

　　业内人士估算，通过销售基金带来的基金分仓佣金收入，相当于新建十几个营业部一年的利润。

　　基金公司给予券商的这些销售和分仓交易费用，无不包含着基金持有者的利益。这位基金经理坦言，一只基金因为要给券商做出一定的交易量，不得不违背冠冕堂皇的“投资理念”，频繁调动资金，并将投资风险转嫁给基金持有人。

　　由于这样的交易，原本属于基金持有人的部分权益，通过基金管理者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券商口袋。

　　2003年，整个A股市场的换手率为255%。根据各只基金的年报显示，经历了完整的2003年的70只基金，平均股票投资换手率为417%，是A股平均值的近2倍。

　　价值投资说说而已？

　　我们已经听惯了“长期投资”的思路，几乎每一个基金公司都会宣誓似的表达“价值”与“长期”的取向。但总会有一些奉行“价值投资”理念的基金阳奉阴违。

　　有关资料显示，在2004年底基金持仓最多的10只股票中，中国联通、上海汽车、招商银行、宝钢股份等名列前茅。在多家基金的眼中，这些股票是具有“价值”的蓝筹股，他们声称将“长期持有”。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2005年的第一季度，它们的身价已经由基金经理眼中的“金矿”变成了一堆“石头”：中国联通成为基金减仓量最大的股票，合计减持量达到6.57亿股，减持幅度超过44%。

　　种种迹象让人怀疑，某些基金投资究竟是“价值投资”，还是类似以前券商的“庄家做股”？

　　花花轿子人抬人

　　局内 向记者透露，有一些一直能维持高净值的基金，其中也大有奥妙。一些基金公司为了树立自己所谓的业绩“标杆”，要么通过旗下几只基金一起为某只基金“抬轿子”。

　　另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为可以在“分红”上看出端倪。

　　基金分红能为投资人带来即得收益，也使投资人能够将收益进行适当再分配，确保较为稳健的收益性。但是，国内一些基金公司为了卖出更多的新基金份额，宣称自己基金的分红次数如何多、收益如何高。

　　分析市场不难发现，这些“分红”大部分具有“虚胖”嫌疑，或是分红少次数多，或是在发行新基金时对公司旗下的老基金进行分红。这些收益无非是基金持有者本来就该得到的利润，却被冠以各种名号。

　　在某基金公司总经理看来，基金分红不仅误导投资人以分红次数多少来衡量基金好坏，也使得基金公司为了保持分红需要的现金，在投资中不敢进行较为充足而长期的投资，为保持较高的流动性而牺牲长期的收益，同时也使得投资人不能获取更长时间复利收益，即所谓“利滚利”。举例而言，以10万元资金投资年收益为18%的基金，如果连续投资4年，10万就变成20万；20万继续投资，4年后变成40万，依次类推，10万资金不到20年就窜到150多万。与此相对，如果将18%的收益每年都分红，20年后，10万元只能变成46万。这个差异表明，频繁分红的受害者是基金持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