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在深圳举办的首届私募基金高峰论坛，在业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据参会媒体报道，当天会场人满为患，原计划一二百人的会议室最后一下子涌来了五六百人，大部分人是挤在会场外的楼道里聆听了这场“高峰会”。会议的规模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主办方的先前预期，对于私募基金爆发出的这种热钱和狂潮，不免让人疑问：这样一个来自私募基金界的“讨论”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动静？私募基金的头头脑脑们为何要去凑这个热闹？这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由于股市行情的火爆导致公募基金供不应求，以及民间投资渠道的多元化需求，使得私募基金发展之势更加迅猛。

　　去年以来，公募基金的优越表现让很多人为此“疯狂”，投资基金几乎成了最热门的话题。在商品极大丰富的今天，基金却成了“卖方”市场的惟一标志，排队、“抢购”……导致公募基金供不应求，于是管理层采取停发、限售，有些公司采取类似打新股式的“配号”机制等迫不得已的手段来抑制基金投资热潮，但效果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似乎越稀缺越紧俏，风险提示几乎成了耳边风，前仆后继的投资者接踵而来。在这个时刻，公募基金得到了超常规发展，而在民间崛起的投资“高手”和公募基金流失的基金经理也纷纷组织有生力量，成立私募基金，让市场投资主体逐渐多元化。2001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的夏斌曾在《私募基金报告》里提及我国的私募基金规模大约7000亿元左右，当时在市场引起了轩然大波。而在今年，也有人推算，目前的私募基金规模大约在8000亿至9000亿元。显然“燎原”之火已经无法熄灭，规范发展和正确引导似乎已成各界共同的呼声，另外就是来自私募基金行业这种自发性的公共诉求和聚首，也是必然之潮流。笔者将这次私募基金高峰会称为“武林大会”，因为从参会者发表高论来看，显然每个人都是想来一展身手，演讲者各个都在吹嘘自己的屠龙宝刀，说者、听者自然人山人海。由于私募基金长期处于“地下”活动状态，只有少部分高调的信托型私募基金较为活跃，而且他们运作水平和规范程度相对“暗箱”的私募基金更加规范一些，再加上信托公司等第三方监管，运作管理机制相对成熟健全，市场认可度也在逐步提升。再就是一些民间“高人”也开始纷纷浮出水面，将他们的业绩和传奇故事公诸于世，树立财富的标杆效应让很多人去膜拜，媒体再煽风点火，导致他们的高论和财富事迹被一帮信奉“神话”和“暴富”的投资者视为宝典。例如有人从8000元炒到4个亿，有人两年翻了几百倍，结果最后发现他们都以各路掌门人的身份亮相在这次“武林大会”上，而且他们都成了私募的主角，他们的参与自然就带来了较高的人气，而且大部分人都想通过这次“武林大会”来露露脸，再顺便看看各家“高手”的独门大法，以“武”会友，这可能是私募基金经理积极参与的重要起因之一。如果，有一个合理、合规的行业组织来协调各方，给各路“高手”提供长期、持续的发言环境，给行业制定武林门规，则可能更好一些。

　　其次，是由于私募基金长期缺乏“阳光”的生存环境，让很多私募机构在法律的灰色边缘长期行走，行业中的很多人都想通过集体的力量来推动私募基金业的健康、规范、快速发展。

　　可能是第一次聚首的缘故，会议上很多人都是讲自己的主张和自己基金的运作状况，但大部分人都以“诚信”为题探讨行业的前途命运，也有人探讨私募基金发展的路径问题，想为行业争取更多的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

　　但是，由于目前整个私募基金行业也是良莠不齐、规模不一，好公司已经开始脱颖而出，质量差、信誉差和规模小的公司依然采取各种不受法律保护的方式进行个人契约型的委托理财。最为常见的有两种模式：一类是受法律保护的第三方监管模式，有券商的集合理财、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另一种就是纯粹的民间私募，而且在目前占据着主要地位，如账户管理等，其中利益分成法较为普遍，20％的利益分配几乎成了行业的潜规则，另外有些模式是根据与代理客户间的双方协商决定，有些是根据盈利比例计算，方式各异，但双边协议这一块一直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导致在最后的利益分配环节和亏损之后的责任追究环节都缺乏相应的约束，民间委托理财纠纷和欺骗不断，由于每家的经营手法都各不一致，从而给立法和监管带来了难度。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能够代表行业整体利益的行业组织出面协调，进行行业自律式管理，建立行业公认的行规，维护行业整体形象，让行业中不遵纪守法者进入“黑名单”，并检举、监督出严重违规者移交司法机关处置，净化行业空气，同时研究行业“阳光化”、规范化发展的可行性路径，代表行业成员与政府主管部门协调游戏规则等，则是私募基金目前发展之迫切需求。可是目前国内的大部分行业协会都是半官方机构，几乎都是在行使部分政府的权力职能，有些是通过会员牟利、权力寻租，从而丧失了行业协会的社团自律性组织之根本职能。中国证券业协会就是最好的例子，经常和证监会一个鼻孔出气，从而丧失了其行使行业自律的职能。对此，笔者曾在《中国股市体制改革须大动干戈》一文中进行过详尽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在行业协会的这种现状下，显然由“草根”组成的私募基金设立协会不太现实。但是笔者认为，设立一个自律、互助的私募基金行会则有现实可行性，也有必要性。通过私募基金自发组织的行会对私募基金自身进行自律管理，进行行业道德约束，然后通过有组织的向主管部门将会员申报备案，让私募基金彻底“阳光化”。此次私募基金高峰会据说证监会也派人去旁听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有几个部位都在紧锣密鼓的制定私募基金管理办法，都想争夺私募基金监管的权力，以谋取行业利益。对此，笔者认为管理层关心私募基金的健康、规范发展是好事，也非常有必要，正确引导也迫在眉睫。但若以监管为契机和幌子来为权力部门牟取部门利益则实不可取，也未免有杀鸡取卵之嫌。所以，设立完全为行业利益着想、公利公正、自律的行会则可以避免各种行政负担，也有利于私募基金行业的快速发展。

　　据史料记载，行会诞生于公元9世纪的欧洲。他是为了保护本行业利益而互相帮助、限制内外竞争、规定业务范围、保证经营稳定、解决业主困难而成立的一种自发组织。行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单位，它制定了自己的规章制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行会的信用、道德准则。从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提及的规则来看，行会最适合行业的自律和快速发展，私募基金业也不妨借鉴一下。因为行会有很多好的道德准则：第一，保证产品质量，反对弄虚作假；第二，会友间平等、民主，以“兄弟姐妹相称”；第三，互助友爱，“相待如手足”；第四，彼此谅解，抛弃旧怨；第五，诚实守信，当一个会友失信时，就会“被驱逐出会”，无立足之地；第六，敬业乐业；第七，禁止非法暴利……这些道德准则体现了行会宝贵的职业精神，使行会成员既重视集体经验，又发挥了个体的积极能动性，进行自由、自主的创造，给中世纪的欧洲做出了极大贡献，尤其是给人们在内心深处就埋下了恪守诚信的道德信念，给日后欧美的市场经济快速腾飞奠定了良好诚信基础。

　　对目前我国处境尴尬的私募基金而言，诚信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我国金融业的诚信度普遍较低，而且信用欺诈时有发生，委托理财时常风险重重之际，这种信用委托本来就是一种彻底的信用契约，但如果诚信缺失则必然殃及池鱼；再就是，由于我国私募基金行业参与者众多，各参与者诚信与否则直接关乎到私募基金行业的生存和发展，如果每个参与者都保持诚信规范，私募基金这个行业会健康发展，如果有一部分私募基金参与者不诚信，则会一个老鼠害一锅汤，也容易引起监管部门的“一刀切”整治和投资者的普遍逆反心理，很容易会毁坏行业的健康发展。前几年就有过惨痛教训，要想让整个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就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真正代表行业前途命运和整体利益的行业组织。

　　私募基金业若要设立行会时，一定要防止私募基金行会的“权贵化”，也要防止像目前的“行业协会”化，如果不从行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出发，其安身立命之本则必将消亡，衰败也是必然之路。如果能够完全防范这些顾虑，私募基金设立行会似乎是最佳的选择，是符合当前私募基金发展的要求，也便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