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托（Rato）总结了各国从十年前那场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亚洲各国学会了防范资本市场的崩溃，纷纷转向浮动汇率体系并加强宏观调控政策；IMF也引入了新工具，增加金融资源并更加重视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第二，危机的蔓延极快，且具强烈破坏性，国内不同部门和国家间的相互联系不容小视。IMF已在日常监测工作中引入资产负债表分析，并建立了一致、可比的标准来衡量各国经济的脆弱性。第三，IMF需要更多地聆听成员国的意见。

　　IMF开始承认，为了避免危机，自身需要作出改变。为了更加透明地运作和增加公众信任，2001年，IMF成立了独立评估办公室，来客观评价它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该办公室于2003年发表报告，坦诚地分析了IMF在应对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的危机中承担的角色。

　　关于印度尼西亚，报告指出，IMF意识到当地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但低估了其严重性和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当时，印尼一直无法实施全面的银行重组战略，“IMF未能及早意识到腐败和裙带关系的深刻影响，从而低估了改革将面临的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总之，IMF没有从政治角度审视危机和改革。

　　而对韩国，“IMF过度依赖传统的宏观经济变量，因而忽视资本账户自由化的不平稳发展和银行体系的脆弱程度。由于没有充分利用短期债券和金融市场的数据指标，数据间的差异没有得到充分评估……，直到最后一刻，IMF仍然过于乐观。”

　　报告正确地提出，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发生的是双重危机，国际收支平衡表账户的不平衡和银行系统的危机相伴相生。IMF“并没有发出预警信号，因为危机发生时，宏观基本面走势良好，高速的出口增幅，相对稳定的价格，以及财政保持平衡。而此时的银行系统却危机四伏——居高不下的公司负债率，薄弱的公司治理结构，短期外债迅速上升。IMF多少注意到了这些隐患，但忽视了它们的严重性。植根于私人部门和银行体系的弊病，原不属于IMF监测的核心范畴”。

　　针对IMF的另一剂“良方”——高利率政策，报告指出，“三个国家的经验并未表明提高利率将有助于稳定汇率”。这多少印证了斯蒂格利茨的评论——在高杠杆的情况下，抬高利率反而会加重危机。这再一次说明，IMF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需要根据实际情形灵活配方下药。

　　IMF的贷款限制要求向来备受争议。针对这一点，报告敦促称，应该区分轻重缓急，而不是提出诸多限制性条款，尤其某些结构性问题，不能操之过急。结构性条款的增加因为触及最高政治阶层的利益，而得不到完全实行。

　　报告同时指出，为了恢复信心，IMF必须向公众和市场解释它的行动，否则将会引发公众混乱心理，并且应急行动将收效甚微。

　　这份评估报告颇具启发性，它在总结中写道，“IMF在意识到问题后，并未有效履行顾问的职责，劝说成员国修改政策”，“IMF的监测没有坦率地指出可能的隐患，尤其当牵涉到政府时。”换言之，除非危机爆发，IMF对政策面难有实质性的影响。IMF采用的方法使他们很难换个角度审视金融危机，尤其缺乏国家与行业间的危机蔓延渠道和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分析，不能充分理解政治家和官僚制度的相互作用在对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影响。

　　上述结论同样适用于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众所周知，灭火设备应该在火灾发生前——而不是火灾发生时——配备到位，并且要事先训练消防人员如何使用设备。亚洲金融危机恰恰暴露出，IMF这台“传统灭火器”在全新、复杂的多极世界环境下难有作为。它究竟该如何定位？

　　一方面，IMF的大的成员国不希望它扮演世界经济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认为这将引致更多道德风险；另一方面，IMF的规模相对全球金融市场而言太小了，它目前的资产规模仅为4000亿美元，而且无法从金融市场直接借贷。

　　那么，IMF的预警和监测功能呢？只有具备执行能力，监测才有意义。事实上，对于不需要贷款的成员国，IMF没有任何约束力，并且只有具备合法地位，执行才有可能。IMF目前的主要成员国——美国和欧盟国家，对于IMF的人事任命和政策制定有很大的发言权。日本尽管也有很多份额，但少了新兴市场伙伴的支持，便无法说服美国和欧盟听取它的建议。简言之，只有大家认为IMF是合理合法或手中握有实权时，才会遵守规则。否则，任何一个全球性机构都将形同虚设。

　　总之，我们需要的是全球一致的共识，或者至少是走向达成共识的程序，而目前这些都尚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