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在老师教导下确立了伟大的人生理想：要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穷人；直接到用户端，就是美国黑人兄弟了。解放的释义是：让穷人得到幸福。而参照标准是：过上地主的日子。老师告诉我们，这些非洲黑奴的后代仍过着为资本家当牛做马的悲惨日子。

　　宏愿的动摇先是源于听说了一些黑珍珠球星影星身价上亿。内心又反驳自己：绝大多数黑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凤毛麟角的叛徒只是当了西方文化虚伪的点缀而已。

　　来到美国，才近距离看到这些阶级兄弟。有幸的是我不但得到机会非常地贴近甚至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他们的生活。使我震憾的是，他们远比作为解放者的我更强烈地感到活着是多么幸福。不管实际生活水准和巨富们相差千倍万倍，他们绝无被我解放的渴望——除非顺着我随意开的那句玩笑追问：你真的出钱请我去中国玩一圈吗？

　　美国法律禁止种族歧视，白人对黑人侵入自己的社区，只能惹不起躲得起，搬迁让位。这使一些城市或社区的房价与黑人比例呈反比，不少地方渐渐成了黑人的地盘，纽约州的中心镇就是一例。街道两旁随处可见一群群游手好闲的成年黑人在晒太阳或闲逛；年轻人不是在捣鼓车就是在飙车，而且好像永远修不好那些破烂的名牌豪华车；黑孩子们则永远在街上快乐地玩耍和尖叫，打篮球、练棒球和橄榄球、骑自行车、溜旱冰或滑板。

　　这个中等城市以前曾很辉煌，是美国重要的皮革加工中心和为它输送南方皮革而形成的一个重要铁路枢纽。但随着污染严重的皮革业的转移，这里败落下来。失业的白人们逐渐迁走，而本来就无所谓就业失业的黑人们很便宜地占据了一幢幢曾经奢华的大楼。废弃的老火车站是幢非常漂亮的古堡式建筑，史密斯大街就在火车站边上。我们在街上买来出租的25号房龄已近百年，非常破旧，但我们这种穷地主（房东和地主，在英语里都是Landlord）只能供得起这种地段的这种房子。

　　在美国，穷人是爷，是政府救济的爷，是免费医疗的爷，也是某些拉选票的政客们的爷。地主是奴才，是贷款银行的奴才，是房子和车子的奴才，有时还得当穷人的奴才，譬如穷人租住了你的房子。

　　房客是爷，不用交物业费也不管割草铲雪，丁点事就打电话，房东就得赶紧着跑去伺候，像奴才。修完了还得说对不起，有什么问题尽管call我。下雪后门前不铲出一条道来供路人行走，房东罚款，行人摔跤了也是房东赔偿。雪大得没膝齐腰时，房东铲雪弄一身臭汗，房客却在壁炉边烤火烤得出汗。

　　麦瑞琳是我们家的黑人房客，在我们过户之前就一直住在25号，全家族在这条街上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两代。据说麦瑞琳的同胞兄弟姐妹就有二十人之多，至今还可在五分钟内啸聚上百号人，整个街区没人敢找她家别扭。我常常接到麦家的报修电话赶去修水修电修门窗修冷暖。在美国，自己住的房子再破烂也没人管，但要出租，就得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检验，有他们认为会影响房客生活质量的问题不解决，就不许住人，哪怕房客自己不在乎也不行。所以中国人说美国是欺负地主不欺负穷人。麦瑞琳对此很配合，平时屁大的事也要抱怨，但年检时却会尽力帮我们遮掩。因为如果通不过，她们就得搬家。一怕找不到这么便宜和住惯了的房子，二怕难找我们这么善良勤劳的房东。

　　我在波士顿的一个朋友就没这么幸运，因房客拒付房租上了法庭，输了官司还得花钱修房子：只因房客临行前把门踹出个大洞，法官说房子不具备出租条件，怎能出租收钱。修好了门，还不能撵人家走。再告，下次砸玻璃。

　　25号是一幢两家庭住宅，A区的上下两套间为麦瑞琳租住，B区的二楼套间是她的大姐玛格丽特独住，楼下被两个墨西哥女孩合租。麦瑞琳似乎在家族中有些召集者的地位，A区几乎成了全家族的议会厅和活动室，不知夜晚是否沙发和地板也睡满了人，反正白天总是像开派对似地人头攒动，喧闹非凡。我始终也没弄清她家到底是多少人口，她说是有十个子女，结了婚的好像有一对还是两对也住在这儿，但有时又不像。最小的儿子乔恩才七八岁样子，而第三代的孩子也有差不多大的，再加上舅舅阿姨辈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我猜连当地警察也很难搞清她们家谁是谁。

　　美国没有计划生育，也没有鼓励生育，但它的福利政策是生一个子女就可以拿一份补助，没工作（不如说是不肯工作）还有救济。生十个八个孩子就可以吃不完用不完，事实上这大大鼓励了那些“光荣妈妈”。我曾向一位妇女问起职业，她说她有“工作”，并且很忙——去政府部门打交道、排队领“工资”、凭票证去领食品、照看孩子、接送孩子上学……当然更主要的是生产孩子和为生产做必要的准备。职业妈妈们大多没有丈夫，因为那样一来也许就不能领救济了。穷，就得穷出个样子来：你不能拥有汽车、自购房以及任何象征财富的家当，当然也不能有应该养家糊口的男人。我在达拉斯帮一个朋友照看出租房时，接待过一些各种肤色的前来问租的单亲妈妈，她们填写的申请表里，竟然是四个孩子三个姓或六个孩子四个姓！

　　我脑海里至今残存着小学教科书里的一幅漫画：瘦骨嶙峋的美国黑孩子艰难地背驮着肥得像气球一样的资本家。美国现在可不是这样，肥胖症患者多数是穷人，富豪们则在度假海滩上晒得又黑又瘦。麦家几乎都是胖子，她的双胞胎姐妹总在她家，我很难辨清这两个体重和腰围相同的三百多磅的女人。退休公务员玛格丽特喜欢坐在门口的小平台上晒太阳，并且除了和过路的亲友聊天，总是手机打个没完。她比双胞胎更胖一档，坐在圈椅里很难“拔”出四百多磅的身躯。她的退休金使她足以独自租住一个套间，并且吃穿不愁，只是上下楼梯困难，但她晚了一步没抢租到楼下套间。

　　去25号维修，楼里总是弥漫着各种食物煎炸的香味，特别是炸培根和鸡蛋，伴着滋滋声响，让人直咽口水。乔恩24小时内任何时刻都可能捧着大罐冰淇淋，如果关心他为什么只吃这个不好好吃饭，他会回答说，刚吃完饭，这只是饭后甜品。这小黑胖子已经一百多磅，整天在街上疯玩体重也减不下来。麦家族有糖尿病遗传史，姐妹中常有人被急救车拉去医院，也有大家为某个死于该病的亲友送葬的悲痛日子，但谁也不愿意因此节食或改变食谱，而且从没有谁会提到锻炼身体这一概念。麦瑞琳说，生病已经是一个痛苦，难道再加一道节食之痛，追加一道锻炼之苦？

　　穷苦，在中文词汇里是连在一起的，但在美国现实中这么连用很靠不住。有时穷人在挥霍中找到快乐，远比富豪在奢侈中获得快感容易。廉价超市门口，那些黑人大包小包装塞满车厢后，钻进驾驶座前很喜欢把超市找给的分币扬撒在广场上听个响。在朋友开的中国餐馆里，我常常看着忘本的穷人们如何大肆糟蹋食物而心疼不已。麦家每年圣诞节前两个月就开始折腾，门前屁股大的草地上和整个25号彩灯璀灿，虽不如有钱人高档，但圣经故事场景一样不少，多花两个月电费从不吝惜———幸好电费是由她们负担，否则和我们肯定产生新的阶级矛盾。

　　25号的地下室里，那些用过的节日装饰品堆成了垃圾山，却不是为了重复利用，只是懒得清理。孩子们的玩具也是淘汰频率极高。我曾自告奋勇地提议修复那辆仅仅是电瓶坏了的玩具汽车，麦瑞琳说算了吧，已经没人喜欢了。在玩具店里，那车的标价是三百多美元。

　　麦瑞琳几乎每月拖欠房租，但总是滞后补交，并甘愿支付25元的滞纳金。25美元，不过少吃几罐冰淇淋而已，可她乐意，我们也没义务帮她设计省钱方案。但到了圣诞节，这种拖欠往往就会延迟到两三个月后。她为此会找些零工做做，使我们常常催缴房租找不到她人。那天晚上，她终于接听了电话，没好气地嚷道：别烦我好不好，今天我他妈的累坏啦。为什么不接电话，是因为忙；为什么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的“Fucking Money!（他妈的钱）”

　　中国人往往因为太在乎钱而不惜一定程度地牺牲快乐，而美国人太在乎快乐而宁愿放弃不少挣钱的机会。凭着困难户资格，麦瑞琳其实很容易找到政府安排的看护病人、照看小孩的零活儿挣点钱，但她没空也不愿意。为这一家老小操持她能得到快乐，而伺候别人则除了钱啥都没有。

　　在旅游区总能见到穷人的身影，甚至比富人还多，而且音乐和欢笑更多。富人们的高级车泊在游艇码头边高级酒店的停车场里，黑人和墨西哥人的锁都不锁的破车则随地钻进没人管理的树林，老少爷们儿则在草地上的烧烤区大吃大嚼。在美国国土最南端佛罗里达的著名旅游胜地Key west海岬地带，拉家带口的老黑老墨的帐蓬占据了一座数百米的废弃大桥桥面，尽享一分钱不花的海边营地和桥栏上垂钓的绝佳钓位。

　　在美国少数族裔中，墨西哥偷渡客人口最多也算是最穷的，但却是幸福感最强烈的——最苦最累最低贱且报酬最少的活儿都让他们包了，但每小时工资仍顶在国内一个礼拜挣的。因此他们来美挣到第一笔钱后要买的第一件东西就是录音机和音箱，第二天干活儿开始，拉丁音乐就开得震天响了。谁家有零活要找“阿米哥”（西班牙语朋友），循着那种欢快的音乐去找就是了。25号B区楼下的两个墨西哥姑娘从不拖欠房租，除了工作勤奋，还因为没有合法身份而遵纪守法处事低调。但和老黑一样，你能凭震得楼梯要塌的音乐辨别出其族裔，却很难判断作客的男孩中哪个今晚会留宿于此。开车从史密斯大街上嬉戏着的孩子们中间小心驶过，或停在路边揺下窗和他们打个招呼，夸两句他们的街舞练习后，我真的会闭目垂头，想起电视里刚报道的大亨婚变发疯、子女被绑、钻石遭窃……感慨好一阵子。

　　但在美国，幸福体会度最低的大概算亚裔了，不管老中老印老韩，差不多都常常处在自设的生活工作的巨大压力之下：要设法搬进更大的房子，迁入更好的社区以使子女进更好的学校；换更气派或者更不显穷酸气的汽车；还要发愁何时买进或卖出手里的房子和股票。

　　特别是中国人，总想算计别人又总在提防着遭人算计，实在活得很累。为了身份延期我雇了一个中国人律师，事情后来虽办成了，但我们并未握手相庆。开始他怕办成了事我不付钱开溜，我则因太多人提醒，须提防钱一旦付清他会立即将我的案子归入“缓办”级，但谁也不好意思明言。首付后僵持了一段时日我发现事情毫无进展，权衡利弊，终于决定退步。第二天我把余款甩在他的办公桌上时用从麦瑞琳那儿学来的口气说：给，收好你的Fucking 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