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7年，中国股市的暴涨吸引了全球的目光。要解释中国股市为何义无反顾地暴涨，必须要找到市场上涨的核心因素在哪里，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着力点。

　　首先，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所处的一个特殊的背景。2002年以来中国资本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更明确些讲，是支持资本化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在加快。

　　一是中国的要素资源价格的改革。过去20年的市场化改革主要集中在最终产品部门，而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资源市场化程度很低，产权事实上是虚置的，或者说是“模糊”的。在传统体制下，这些要素在国有部门的垄断下，只能通过划拨的方式在国有或集体经济组织之间流动，无所谓价格。一旦这些要素被投向了市场，便成为盈利性的资本产权。

　　二是资本化所必需的一系列制度框架的构建近些年明显在加快，有些甚至是一种短期内突变性的制度变迁。比如，《物权法》的推出，使得私有产权界定开始清楚，资本化进程有了比较可靠的产权保护与契约执行架构。再如，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使得股票市场恢复了一般市场的正常激励，过去上市公司和大股东千方百计从这个市场中“圈钱”、“掏空”，现在是将大量场外的资产注入，使其迅速资本化来体现自己的财富。

　　其他如企业和个人信用记录的开始建立，使得企业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劳动者未来收入流，都可通过产权化、证券化或者金融票据化转变成流通的资本，把死资产和未来收入流变成随时能变现、变成可以花的钱。这在2000年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

　　总之，要素资源价格的改革和短期内制度供给的突然加速，为庞大的长期处于非市场化的资源和资产加速资本化提供了条件，也创造了巨大的需求。

　　几个基本的事实：上市公司中原来大量存量资产（土地使用权、矿山等）价值需要重估，以前游离在市场之外的存量资产需要注入上市公司，可以看到，2007年市场上涨已经不是因为单纯的人民币升值了。

　　其次，无论今天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多么迅猛，从战略层面审视，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十几年前的架构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依然是一个高度政府主导的集中型金融体制。企业发股、配股、增发、定向增发、可转债发行、中长期债券发行仍存在很强的行政管制；上市公司还谈不上自主决定发行证券的品种、数量、时间、用途；企业融资的行政审批制度向“备案制”改革依然进展缓慢。

　　更为关键的是适合一般企业的、初级层次的、区域性的资本市场则付诸阙如，依然陶醉于适合大企业的、最高层次的、全国性的深沪两市虚假繁荣，寡头垄断市场的结果必然是高成本低效率。

　　实体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所激发出来的庞大资本化需求由一个强政府主导和政府管制、单一股票市场来实现，这样的市场不暴涨才怪。

　　至于国际收支失衡、流动性过剩等资金面问题，那是宏观职能部门考虑的事情，也不是股票市场一个方面的问题。从资本市场长远发展计，必须要有战略考量，加快解除政府行政管制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是未来解决问题的着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