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CPI的高企给社会各阶层所带来的警示和由此引起的高度关注，我以为，至少可以读出两大信息：对外依存经济结构下的通胀控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对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而言，物价控制需要一个全面的治理环境，仅仅采用紧缩货币的政策是不行的。

　　银行存款负利率、对外收支盈余扩大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央行政策透明度和公众信誉的提高等等方面，都打开了进一步采取货币紧缩政策的通道，不管是加息还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大规模发行票据等，其政策效果传导到CPI指数需要时间，若进一步观望CPI走势，稍后再采取相应的措施可能就痛失良机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紧缩政策的导入越及时可能效果越好。

　　但是，在当前中国对外依存度较高(贸易依存、直接投资依存)的现状下，仅仅采用紧缩货币政策，相比其他国家调控成本会更大。

　　在目前市场和企业内部流动性充足、消费者储蓄或投资的动机旺盛、外商加工贸易型产品出口主导的情况下，紧缩货币政策(加息等方法)对控制内需、抑制价格进一步上涨的效果是有限的。相反，企业利率成本上升向出口的转嫁能力会进一步扩大贸易顺差，带来更严重的流动性过剩。

　　人民币汇改阶段中，内外息差甚至是预期的变化会引起大量的换汇压力，尽管中国目前资本账户管理还没有完全放开，但是，贸易和服务业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使得管理的有效性大大减弱，套利机会大大增加，从而影响汇改的稳健发展。而目前汇率制度的彻底市场化，以缓解息差所带来的套利行为这一对策，则可能会对中国的就业市场产生极大冲击。

　　即使紧缩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即通过提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冻结银行的流动性和降低消费者资产市场的财富效应等渠道，短时间内抑制了内需，控制了价格上涨的压力，但是，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既要保持低通胀环境，又要维持一定经济增长以解决转型过程中非常棘手的就业问题。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低通胀、高就业两者不可兼得，相反，通胀和失业却可能并存(经济学中称为“滞胀现象”)。所以，盯住通胀的货币政策虽然在现阶段还行不通，但是抑制通胀的发展对今天发展失衡的中国经济而言却变得至关重要。

　　从数据上看，当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已在向好的方向转化，M1，M2和银行信贷的增长开始趋缓和平稳。不过，这些状况有可能是多方面原因带来的：比如股市的繁荣促使资金搬家，人民币汇率变动幅度加大促使得外汇占款问题有了一些缓解等。尽管如此，从银行信贷增长的趋势、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充裕(拆借利率下降)程度上看，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并没有因为货币紧缩政策而得到根本缓解。另一方面，在当前甚至投资者自身对加息预期的强化都会加剧资本市场震荡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力度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实在不利于通胀的平息。

　　很显然，由于货币调控政策是在对外依存的经济结构中运行，它的单边效果会大打折扣，需要一套配套互补的政策体系才能最大程度的兼顾就业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双重目标。当然，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改革需要的时间越长，则双重目标实现的成本就会越大。

　　正是意识到了控制通胀的重要性和艰难性，温家宝总理6月13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所提出的八点要求，这是一套相互配套的控制物价上涨的政策体系。这套政策体系的意义就在于试着从源头上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防止在通胀环境中企业为追逐短期高额利润而采取盲目投资的冲动行为，从而抑制局部价格上涨蔓延到企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全面上涨的局面，通过金融和财政政策的配套使用来引导资金走出去或分流到更多的金融产品上，以减少资金集中向商品市场回流的压力，通过监管和惩罚机制的强化来防止商业部门滥用在局部消费品价格上涨的环境中所提高的定价能力，从而避免因为哄抬价格而使通胀进一步蔓延并恶化的趋势。

　　为提高全社会承受通胀风险的能力，温总理所提的这套控制物价上涨的政策体系还有强化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福利体系和优化人民生活的环境建设，强化节能减排工作力度和问责制度，提升企业市场准入的门槛等内容，以期净化投资环境和投资质量，从而减少企业的过度投资以及消费者未来健康上的支出负担。这当然是控制通货膨胀的长远之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