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加息。在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兼得的“蒙代尔三角”面前，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法定准备金率三大货币政策工具表现得软弱无力，利率成为央行最后一根稻草。然而，加息虽然可以抑止流动性过剩，但随着反过来利差扩大招致的海外热钱可能将加息的成果化为灰烬。

　　再看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这曾经是中国政府抑止经济过热的法宝，但在目前外贸顺差屡创新高的情况下也难以为继。经济学中有一个“储蓄－投资＝经常项目顺差”的宏观经济恒等式，可以理解为储蓄不变的情况下，投资和经常项目顺差，按下任何一个葫芦都会浮起瓢。于是，一旦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经常项目尤其是贸易顺差将会迅速增长，导致外汇占款的源源流入和流动性泛滥，并在贷款投放冲动下为固定资产投资膨胀提供“奶水”。

　　最后来看节能减排。节能减排必须控制“两高”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的势头。而在“两高”行业利润高增长的情况下，必须加大行业运行成本如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健全排污收费制度、出台燃油税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两高”行业增加的部分成本会转嫁到价格上，并导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上涨，最终“火上浇油”式地传导到本已处于高位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形成新增通货膨胀压力。

　　未来调控走向何方

　　在“两难”困境中，未来宏观调控将何去何从？

　　分析人士认为，治理中国经济的内外结构失衡问题并非一日之功，宏观调控必须着眼全局，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不是扮演目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消防队员角色。

　　首先，煤、电、油、运、房地产等非贸易品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不仅不应该压缩，反而应该提高。

　　在加入WTO后国际市场需求打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情况下，眼下这轮经济增长周期之长可能会超出预期。如果未来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迅速增长，经济增长仍然可能像2003年一样遇到这些非贸易品部门的瓶颈制约。

　　其次，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人民币升值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升值多少才是问题。加速人民币升值可以减缓贸易顺差快速增长势头，并促进国内出口部门的结构调整和升级，从长远来看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

　　最后，容忍一定的通货膨胀，特别是PPI的上涨。作为一个出口大国，中国工业制成品价格的上涨可以传导到其他国家，并促使西方国家上调利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流动性泛滥和贸易顺差快速增长。2004年上半年，经济过热时CPI、PPI高位上行，而贸易出现逆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