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冕 走过激情的年代

　　(抽文)“关键是要精神上守得住，精神永远高于财富”。

　　据说，年过半百的孙冕曾经“非常正式”地宣布了一串关于自己的数字：年龄38、心态28、激情18。

　　身为一本新锐杂志的掌门人，带领一群有着奇思妙想的人们，在最一个考验创意和才情的领域，一干就是十几年。这样的一个人，应该是承受着比其他人更多的压力。

　　M T“您有过焦虑吗？”

　　“焦虑这个词太严重了，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焦虑的感觉是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了。”

　　孙冕并不讳言，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城市生活中，激烈的竞争、快节奏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压力。“但压力是每一代人都有的，不是属于特定的哪一代人，而且每一代和每一代承受的压力也都不一样。”

　　和“八零一代”完全的不同，孙冕的少年时代充满了对军人的狂热崇拜。那个时候，他喜欢唱的歌是“军号哒哒哒吹来了游击队，革命红旗迎风舞呀”，喜欢看的电影是《红孩子》、《闪闪红星》和《东海小哨兵》。

　　那种男儿的血性、刚毅、英雄气概是那一代人一直向往并不断追寻的东西。少年孙冕就是如此：在学校学军搞野营拉练时，他的背包是打得最快最利索的；在工厂当基干民兵，他第一次实弹射击就打出九十八环全排最好成绩；通过了新兵体检的他，要不是名额被人抢走了，差点就成了一名战士；而直至到对越反击战时，他还在到处打听如何上战场……

　　在那个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激情年代，多数人对于金钱的概念是淡漠的，孙冕也不例外。由于年龄比较小，当时没有参加上山下乡的孙冕，每周都从妈妈给的2元零花钱里节省出一部分寄给同学；工作后发的第一份工资，就是几个朋友到饭馆吃了一顿。对孙冕而言，钱是个可来可走的东西，他不断地重复“关键是要精神上守得住，精神永远高于财富”。那个时代的精神，就是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充满激情，永不言败。一切都是积极的，向上的。

　　然而那个年代再好，终归也是过去时了。

　　M T：“那您近些年来，变得酷爱远行与登山之类的运动，是不是有种很想逃离现代城市生活的感觉？”

　　“谈不上逃离，主要是机缘凑巧，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感受到大自然和人本性的和谐相处，那种人性最本原的东西，完全释放了出来。”

　　“与自然的亲近，让人没有精神压力。我好像突然一下想明白了，以前的大部分精力都是在工作，而现在是应该享受自己生命的时候了。《新周刊》有了成熟的团队，运作得非常好，不需要我再天天盯着。”

　　这个小时候最初梦想是当邮差的男人，并不否认在做媒体事业时会遇到的困难和阻碍，但是他绝不认同把种种压力划归到焦虑的概念里。孙冕觉得，既要面对辛苦的事业，还要把自己也弄得很辛苦，真的没有必要。虽然过程中肯定会有多次摔倒，但既然是自己爱做的事，那摔倒又能算什么。

　　如今被尊称为孙爷的他激情依旧，“每当我情绪低落或缺乏斗志时，我会翻出《最后一个莫根战士》的影碟看看，久违了，荡气回肠的壮烈情怀。那是一部我最喜欢的真爷们的大片！男人持着长枪像猎豹一样敏捷在森林中奔跑，一抬手就可击中很远的猎物，为自己的理想和爱情而奋不顾身，那种勇敢的气概深深地撼动过我的心弦。当一个持枪疾跑、强悍过人、骁勇善战的爷们，多神气呵！”

　　唐师曾：一个人的远行

　　(抽文)“我原创，我自主，我不可替代”。

　　海湾战争时他曾在前线，是第一个用“新华社特拉维夫电”发稿的中国人；海湾归来，他成了病鸭子：瘸了一条腿，被罕见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击中。他长年处在行走状态，还离过婚、得过抑郁症。采访他，是因为好奇，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在承受了这么多之后，仍能保持不断的行走和思考。

　　唐师曾说他正在以自己希望的状态生活着。尽管没有对自己的身份进行界定，但他仍在以一个记者的状态生活，“我和海明威，都是借到记者群里的作家”，他引用法拉奇的话，强调自己是“有思想的记者”。

　　唐师很久前曾说过“一个人不能改变活的时间的长度,但可以改变它的跨度,这样的人生是别人的若干倍。我每天干活就是享受。”现在，他说“我也老了，只能用我有限的时间、精力，去做我能做的事。”

　　生于1961年，79年考上北大，所以他不认为自己属于“864”，但他身上仍有明显的特征：对成功的追求；清楚意识到“年龄、身体能量、荷尔蒙的分泌”上的变化，知道对时间拥有强烈的紧迫感。他说，一个人30岁之前，可以说你是哪个大学的，40岁了，应该以自己的人生说明我是谁。

　　他从世界范围汲取精神能源，从他接触过的“天才”们身上学习，用智慧生存，时刻保持快速前行，迫切的希望别人能和自己看到一样的东西——这样的状态很难有同行者，他之前出版的一本书就叫《一个人的远行》。

　　“我们只有时间，只能用自己的智慧、毅力(更好地生活)”，就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只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保证永远说的都是真话”。

　　陆新之：期待，不是焦虑

　　(抽文)“我更讲求平衡，而在平衡之下，追求效率。”

　　有人称他们是理想兼顾现实的一代，也是痛并快乐着的一代。生于70年代，他们感受了60年代的那种英雄理想主义色彩，全程经历和融入了始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创新成为他们的生存环境甚至生存方式。

　　未见陆新之时，便听说这个人幽默、风趣，12岁就开始在深圳求学成长，曾是多家知名媒体的主笔、主编，又从过商，又搞过文化。如此经历丰富的人，不知内心会不会比别人更焦虑几分呢？

　　M T：您觉得深圳改革的巨变对您的成长心理有怎样的影响？会不会有些不适应？

　　人的成长心理肯定会受社会时代变化的影响。

　　在深圳最早开始实行商品经济，所以深圳和香港等发达地区接轨很快，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内都比较领先，于是很多人都很想留在深圳，也包括我。虽然当时我的分数可以读北大，不过还是选择了深圳大学的国际金融贸易专业。

　　由于深圳比较靠近香港，对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有更多的亲身体验。比如，最初去香港的时候，发现用钱能享受到很好的服务，这在当时的内地是新奇的，更让我感受到市场的魅力。

　　M T：在感受这种商业气息带来的诱惑时，您为什么没有选择自己创业，而是选择做媒体人？

　　首先是时代的影响，我们那时候大学毕业后都是国家分配工作，我毕业后便被分配到深圳一家大型的媒体机构工作，也有一份丰厚的薪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王石曾经对我说的，这个世界缺少的不是平庸的商人，缺少的是更多有专业技能的专业人士。比如做一名优秀的记者。

　　M T：那您最初的职业梦想是什么？

　　就是希望能够影响更多的人，能够为社会提供价值。我觉得一个人的价值影响力更在于那些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发出的声音，我也更相信专业人士对社会更广泛的贡献。

　　M T：如此丰富的经历，以及不断地角色转变，您会不会有选择时的压力？

　　我是比较幸运的，事业发展都是在比较平稳地上升。在深圳的成长可能有关，让我更早接触到商业领域的新知。当然还有个性因素，在处理各种事情上，我更讲求平衡，而在平衡之下，追求效率。

　　你们关心的那种“焦虑”，我应该没有的。工作中也多为自己做减法，这样不会把工作安排得很满，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休闲放松。

　　M T：您是不是觉得有了丰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就不会产生焦虑呢？

　　其实，不产生焦虑和金钱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种心态的平和。

　　我在做投资的过程中，会有面临巨大损失的压力，但那也只是短时间会感觉有些失落，不是焦虑，我会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待。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能看清自己的方向，并且相信行走下去的希望，一步步向前，心态便平和下来了，你的路也将越走越宽！

　　周国平1988年写的一段人生寓言，《执迷者悟》：

　　佛招弟子，应试者有三人，一个太监，一个嫖客，一个疯子。

　　佛首先考问太监：“诸色皆空，你知道么？”

　　太监跪答：“知道，学生从不近女色。”

　　佛一摆手：“不近诸色，怎知色空？”

　　佛又考问嫖客：“悟者不迷，你知道么？”

　　嫖客嬉皮笑脸答：“知道，学生享尽天下女色，可对哪个婊子都不迷恋。”

　　佛一皱眉：“没有迷恋，哪来觉悟？”

　　最后轮到了疯子。佛微睁慧眼，并不发问，只是慈祥地看着他。

　　疯子捶胸顿足，凄声哭喊：“我爱！我爱！”

　　佛双手合十：“善哉，善哉。”

　　佛收留疯子做弟子，开启他的佛性，终于使他成了正果。

　　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如果没有痛苦的思维过程，就不可能有思想；如果未面临过选择，就不会判断；如果没经历重压，就不是人生。生活本就不是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事，所以我们才要去思考、去谋划；但复杂的人生并不意味着只有“焦虑”着才能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