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5日，世界绘画大师毕加索的作品《拿烟斗的男孩》拍出了1.04亿美元的天价，成为全球艺术品拍卖史上价格最高的一幅画作。此次成交价一举打破了梵高的《嘉谢医生的画像》此前创下的名画拍卖价纪录。

　　 对于一个亟需源源不断的高品质艺术作品的艺术市场而言，当代艺术品实乃天赐之作。毕竟，它涉及的范围如此广泛，随处皆是。而且，全球从未有过这么多人热衷于购买当代艺术品。然而拍卖是一种以竞价形式进行的交易，价高者得。竞价时，常常会出现一种你争我夺的局面。人性中，争强好胜的一面在这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几经追逐攀高，最终花落名下。艺术品价格的暴涨，不只是卖家和买家之间的合谋，这主要受到艺术市场成长的推动，这个市场的决定元素包括为数众多的画廊和高端的拍卖行、博览会，以及诸多批评家、策展人的共同作用。在这个链条中，起主流作用的本应该是画廊，而当代艺术品价格的急速增长，却跳过了画廊阶段，是拍卖行发挥了更多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已经在通过拍卖或艺术家工作室在中国购买艺术品。有几乎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150位竞拍者通过电话竞购拍品。亚洲的收藏巨龙也已经苏醒，而且正在喷吐火焰。在今天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拍卖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

    　风向

   　 香港推高价

     　2007年，中国油画及当代艺术在香港和纽约连创佳绩，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憧憬被进一步加强。徐悲鸿的《放下你的鞭子》以7200万港元成交，成为世界上最贵的中国油画。香港佳士得2007年春季大型拍卖会，于5月29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收槌，拍卖成交总额除了珠宝首饰以外，仍高达11亿港元。

　　新宠

    　亚洲在苏醒

    　亚洲的收藏巨龙已经苏醒，而且正在喷吐火焰。在佳士得和苏富比去年秋天的香港拍卖季，成交总额达到了惊人的27亿港元（合3.48亿美元），中国的绘画、青铜器和其它艺术品达到了创纪录的高价。另外一家拍卖行宝龙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于今年1月份建立了第一个香港办事处，并将于5月底举行首拍，与亚洲国际艺术古董展同期举办。

 　　2005年，佳士得以1560万英镑的价格拍出一个中国瓷罐，创造了中国瓷器的最高拍卖价。苏富比则以约800万英镑的价格拍出“大明永乐年施”铭款鎏金铜释迦牟尼坐像，创造了中国艺术品类别的最高拍卖价。宝龙在开设香港办事处期间，已受理了当代画家曾浩一幅估价5万英镑的油画、一对估价高达9万英镑的乾隆碧玉花瓶，以及一个估价达100万英镑的元代蓝白相间瓷罐。对于一家初来乍到的拍卖行而言，得到这些珍品委托拍卖实属难得。

    　在亚洲，是什么使收藏变为时下的热门话题？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该地区迅速增长的经济，特别是在中国大陆。预计中国大陆将在下个十年成为全球第三大奢侈品市场，古董和艺术品也可以被归入这个范畴。

    　但这不仅是钱的问题。他们现在带有一种目的：亚洲新贵们希望重新找回他们的历史，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并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向快速增长的艺术市场学习。

    　如果有人打算拟出一份当前亚洲艺术收藏品的排名表，中国瓷器出现在榜首不足为奇：这类艺术品总是名列第一。不过，前六名的其它名次发生了变化。去年买家兴趣大增之后（包括苏富比的纪录在内），镀金青铜佛像价值暴涨。人们对中国玉器也重拾兴趣——在上世纪90年代末左右，中国玉器曾失去收藏者的宠爱。

    　所谓的“次要”艺术品，如景泰蓝作品和犀角雕刻，价值也大幅上扬。亚洲当代绘画和传统中国水墨画的价值也出现同样的大幅增长。

    　珠宝和表类名次也上升了，苏富比和佳士得在这两个方面都报出了创纪录增长。香港的拍卖会常客对高端当代手表尤其感兴趣，他们把拍卖会当做一个增加和改善自己收藏品的快捷方式，常常不顾损益。

    　客户

    　富人变更富

    　在佳士得拍卖行(Christies)香港拍卖会上，一件18世纪中国清代“飞燕”瓷碗的成交价刷新了清代陶瓷的世界纪录。在去年的香港春季和秋季拍卖会上，这家总部位于伦敦的拍卖行拍品成交总额超过3.63亿美元，而2003年仅为1亿美元。竞争对手苏富比(Sothebys)半年一度的香港拍卖会10月份刚刚结束，期间实现了2.465亿美元的成交额。两家拍卖行所有拍品——从15世纪初的藏传金铜佛像到中国现代油画——的拍卖纪录都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刷新。

    　人们将亚洲艺术品市场的蓬勃发展，归因于中国和印度的新富。可尽管这些人热衷艺术投资，但也仅仅是与西方同富人的兴趣相当而已。无论拍卖会的举办地是在美国、欧洲还是亚洲，佳士得都会根据买家登记的地址统计地区销售总额，从而为了解全球财富创造和资本流动提供了一个罕见的窗口。统计结果会因避税行为的影响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失真——杜尔曼指出：“瑞士的购买力似乎总是非常强劲。”但统计结果同样显示出，亚洲买家占总需求的比例不是很高，仅有10%。

    　原因在于，世界所有地方——不仅仅是亚洲的富人都在变得更富，在此过程中，他们显著的艺术品消费能力也在不断扩大。例如，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高盛(Goldman Sachs)、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美林(Merrill Lynch)、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大约17万名员工，预计今年奖金总数可达360亿美元。亚洲投资策略师、《股市荣枯及厄运》(Gloom Doom &Boom)报告的作者马克·费伯(Marc Faber)估计，这五大投行的员工总薪酬介于550亿美元至600亿美元之间，约等于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有点奇怪，”费伯总结道，“全球中产阶级的流动资金没有增长，但高盛合伙人的流动资金却在飞速增长。”

    　“我们从未看到过有这么多资金从中国、俄罗斯、美国华尔街、伦敦金融城(City)和印度涌来，”杜尔曼补充称，“我们总是在想：‘这些资金是否就要离开了？’但我们的大多数客户总是能买得起（艺术品）。这说明了他们的信心有多足，而且让大家感到，客户的财富来源相当稳定。”

    　市场

    　走向中低端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信步走进正在举行晨间拍卖的英国伦敦国王街的佳士得拍卖行，映入眼帘的场面足以让普通人屏住呼吸：珠光宝气、穿戴华贵的俄罗斯富豪们轻巧地把玩着标价上万英镑的镀金瓷盘和雕花玻璃瓶，它们来自于某个奥地利国王的红色皮质野餐箱。静谧的展厅充满着摄人的气氛，让你唯恐自己一个不留意的赞叹眼神被拍卖师当做一次五万英镑的叫价。

    　而在南肯辛顿的佳士得拍卖行里，气氛则截然不同：你会找到从两百英镑起价的展品和独一无二的购物感受——这里挤满了家庭主妇、室内装饰设计师、经销商和游手好闲的人流。如果说国王街是拍卖行中的“高级定制”殿堂，此地无疑是属于普通人的“成衣世界”。

    　在位于新邦德大街上的苏富比拍卖行的一侧，门槛从更高些的一千英镑起，其在西伦敦地铁站外的广告牌上写着：“比你想像的更便宜。”南肯辛顿嘉士德拍卖行的“二十世纪设计”展示橱窗更是布置得和时髦人群最爱的Harvey Nichols百货公司橱窗一样酷。

    　传统拍卖行如此的经营变化，正是为了积极吸引更年轻的客户，随着新兴的网络即时拍卖业务的开展，它们之间的竞争更趋白热化。南肯辛顿嘉士德拍卖行的总监JamesHastie即是这种颇有风险的举措的推动者，他将拍卖展厅搬上了互联网，利用即时的声频视频对话使拍卖延伸到了客户的电脑桌面上，使客户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参加拍卖，无论你在家、在办公室还是在一个有无线网络覆盖的海滩上。

    　将低端业务推向更广阔的购买人群，让拍卖更显亲民和打破拍卖行只是亿万富翁俱乐部的观念，也是网络拍卖业务所想达到的效果。2005年，佳士得全球拍卖的66％是2000英镑以内的交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拍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奢侈行业，南肯辛顿佳士得的单件拍品平均价格仍旧高于一只Gucci皮包。何况，谁也无法否认拍卖行亲民政策隐藏着的发展空间：第一次走进拍卖行或者在网络上竞拍的年轻新手，也许有朝一日就会成长为未来国王街上的富豪。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佳士得、苏富比这类国际拍卖行虽然已在香港设立分支，但基本上以古代书画和古玩为主，中国油画还乏人关注。那时，只有极少数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华人懂得赴大陆，从画家本人手里拿作品。中国艺术品在过去几十年来都跟外国艺术品在价格上有极大差距，偏低，没有反映出其本身的价值。那时中国油画价格低廉，买家也少。相较于西方油画，中国油画当时还是“萝卜的价格”。

   　 香港佳士得在成立之初举行了全球首场“中国当代油画”专项拍卖会，并由此创造了第一个中国油画的世界拍卖纪录，那是陈逸飞的《浔阳遗韵》，以137.5万港元成交。刘小东、喻红等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也在那时开始被关注。徐悲鸿、吴冠中、赵无极等人的作品也都从这里走向“天价”。

    　2006年成为中国油画令人惊诧的一年，整个中国当代艺术板块价格整体大幅度抬升。香港佳士得更拍出历史性全年28.4亿港元总成交额，约占其全球年度总成交额的十分之一，这其中，中国油画及当代艺术占相当比重。对于业内人士来说，香港拍卖会拍品的成交状况往往是当年或者来年内地拍卖行的参照模式。如香港拍卖会佛像卖得好，内地拍卖行就会纷纷征集佛像；如果一位画家在香港卖出了高价，其作品很快就会在内地拍卖会大量出现；如果某艺术家的最新价格成交纪录在香港诞生，他的作品在内地的身价也会陡然升高。

    　历来香港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的“大拍”，都是内地各大拍卖行观察的重点，他们往往把自己的拍卖日程安排在这之后。从拍卖规则和流程的制定、专场分类、拍品的价格预估，甚至对某类作品或某位艺术家的推崇等诸多方面，香港都在给我们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