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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央行行长格兰·斯蒂文斯（Glenn Stevens）昨日在悉尼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对当前的热门话题，如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影响、外汇投资公司应明确的规则、如何应对未来金融危机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提供了澳大利亚经济金融改革中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对于人民币汇率走势、货币政策是否考虑资产价格等问题，他也谈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危机可能在富裕国家爆发
记者：您最近公开谈到希望避免出现新的亚洲经济危机，为什么要这么说？
斯蒂文斯：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和当年不一样了，资本流入东亚，不仅是中国。实际上也流到发达国家。东南亚外汇储备充实，已超出需要的外汇储备量。如果再出现1997年那样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话，大多数亚洲国家准备更充分，应该说已有抵抗能力。
这实际上不是一个再发生金融危机，亚洲国家能否应对得了的问题，而是如果再发生危机，可能是不同性质的，它有可能会在富裕国家爆发。大家要做好准备，有足够的力量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
记者：如果金融危机在富裕国家爆发是因为资本流入的原因吗？
斯蒂文斯：部分可能与资本流入有关。在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市场，投资者愿意冒险，但有时风险超出他们的预估。这不是来自新兴市场的，是来自全球最发达的资金市场危机，这种冲击会影响到全球的稳定。
为增强抵抗力，在亚洲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应该有稳健的财务系统、金融系统，增强汇率的灵活性，同时要有良好的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架构，这对抵抗危机是有帮助的。
记者：您如何看待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对全球的影响？
斯蒂文斯：澳大利亚正在评估有多少资产暴露在风险之下，并做出相应调整。当然这其中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目前是比较关键的时期，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危机能够得到解决。
人民币升值符合逻辑
记者：您怎么看人民币汇率小幅渐进升值？澳大利亚汇率改革的经验对中国有何借鉴意义？
斯蒂文斯：我已经注意到，人民币最近确实一直在升值，我认为这符合逻辑发展，因为中国经济从基本面非常强劲，而且我个人认为，长期看，中国将成为经济大国，所以其货币走势也会非常强劲。
有关澳大利亚的经验，我们几乎尝试过每一种汇率体制。首先是与英镑挂钩，随后与美元挂钩，再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然后又实行每天调整的汇率。后来发现，人为调节汇率是不可行的，于是变革到完全自由化，由市场决定汇率。这是25年前、也就是1983年发生的情况。现在我们普遍认为，一个浮动的汇率对经济是有好处的，因为它能帮助经济做出调整，使澳大利亚在应对国际上突发事件时，变得更加顺利。
记者：您认为利率和汇率哪个先市场化更好？
斯蒂文斯：根据澳大利亚的经验，汇率由市场决定后，央行才能全面掌控货币政策，使其更有效率。因为只有汇率浮动之后，澳联储才能准确了解银行体系资金状况。而在汇率没有自由浮动之前，澳联储难以掌控货币政策，各种努力均受挫折，因为无法准确了解银行体系中到底有多少钱。
记者：汇率完全浮动和资本账户开放的顺序应该如何？澳大利亚的资本账户是否是完全开放的？
斯蒂文斯：澳大利亚的汇率完全浮动之前，就有部分资本账户已经放开，剩余的被控制的部分资本账户在汇率自由浮动时也全部放开了。所以，澳大利亚的资本账户放开和汇率自由化是同一天实现的。
记者：对中国将要成立的外汇投资公司，您有何建议？
斯蒂文斯：我的唯一的建议是，接受这些投资的机构或项目应了解外汇投资公司的投资方式是什么、风险管理方法是什么、使命是什么、对资产类别有什么要求？是长期、稳定的持有人还是积极的交易者？由于资金量非常大，所以接受中国资本的机构或项目都急于了解。披露这些信息，也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么大的投资量，应给基金管理人明确的管理指令。这是中国人民的钱，应该有明确的规则来管理。
货币政策应考虑资产价格变动
记者：您认为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是否应考虑资产价格？
斯蒂文斯：全球央行对此有很多争论。资产价格非常高，澳洲股市也一直上涨，但近来有所下跌，这主要因为华尔街股市的下跌。房地产的情况就相对复杂，悉尼有的地区房产价格下跌，而有的却在上涨。央行的货币政策肯定会考虑到资产价格变动，尽管并不寻求特别针对某一类资产价格的变动，但货币政策的总体目标是针对消费价格指数（CPI），考虑通胀水平。
记者：全球目前是否出现典型的资本流动性过剩？澳大利亚以前是如何对此进行调控的？
斯蒂文斯：澳大利亚曾经对资本流动进行控制，但这是很多年前的事。后来发现这些办法并不是很有效，人们总是能找到方法来规避这种控制。我认为汇率浮动、资本自由流动对资本是有吸引力的，而靠控制并不能控制住资本流入。
在澳大利亚，国民有自由投资的权利，他们可以把钱投到他们愿意投到的地方。外资也有权利这样做。这里是自由的资本市场，这是我们多年来一向采取的政策，不太可能再增加对资本流动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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