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２４日，中石油获准发行Ａ股，其Ｈ股股价也涨至１４．３６港元。作为我国最大的油气生产和销售商，在渲染中石油“亚洲最赚钱公司”之美誉时，媒体却较少讨论其分红政策之优厚。

　　２０００年４月，中石油在香港的发行价仅为１．２８港元每股，上市不久就跌至１．１港元（跌破净资产）。股神巴菲特购入中石油的均价为每股１．６８港元，数量大约是２３．３９亿股（成为第三大股东）。当时，巴菲特最看重中石油的正是其承诺每年以净利润的４５％分红。

　　国际市场普遍重视上市公司对股东的现金回报。尤其是价值投资者，看好并买进的前提首先是相信你不敢造假，其次相信你会及时分红。有研究表明，无论市场牛熊，那些积极向投资者分红的企业股价总能保持相对稳定，并获得较高的溢价。目前，这一点在中国股市也得到了些许应验。比如，红利ＥＴＦ基金不仅总体涨幅远超指数，而且近两个月涨幅超过７０％，远远强于其他品种。

　　国内上市公司热衷的股票分红实质上就是“把一张２０元面值的钞票换成两张１０元的”，除了有利于炒作，没有任何意义。十多年来，中国股市现金回报率低有目共睹，至今亦未有明显改观。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快速提升，８６．１６％的公司实现盈利，７３．５９％的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然而，两市１０００余家公司中仅有４７家在中报里披露了分配预案。其中，实施现金分红的Ａ股公司只有１６家，这１６家公司加权派现率也仅为１５．５８％，加权股息率为０．３８％。

　　为了在国内股市建立起“重视分红”的文化，监管部门曾于２００１年及２００５年股改前夕先后出台过“强制分红”制度——将分红与再融资挂钩。于是，那些有再融资需求的公司为了达到“小予大取”的目的，就象征性地分红（比如每股只分１分钱）。再比如，为了解决封闭式基金分红不积极的问题，强制其每年９０％的净收益用于分配。结果反而加剧了封闭式基金的边缘化，出现了“利益输送”、“有利润不积极兑现”、“尽量拖延分红”等一系列问题。今年中期，３８只封闭式基金可供分配收益高达６５０．５５亿元，进行中期分红的却只有２２只，并且分红率普遍较低。

　　事实上，简单、“划线式”的“强制分红”制度可能会适得其反。分红毕竟应该是企业的自主行为。尽管巴菲特视回报为命根，他自己旗下的上市公司——柏克夏却从来都没有分过红，更没有分拆过股。柏克夏的股价达到了１０万美元（以至于交易所的系统不能正常显示），但巴菲特仍明确表示“将来也不会分红”。因为他认为柏克夏不分红能为股东创造更多的利益，分红只会伤害了股东（红利税）。微软在过去２０多年中也对股东一毛不拔，但由于高回报项目层出不穷，业绩持续增长，股价上涨了２００多倍。

　　当然，柏克夏和微软毕竟只是少数。巴菲特也承认，“没有人可以保证在将来还能这样。在某一个阶段，总会有物极必反的时候”。巴菲特的可贵之处在于其全心全意为股东考虑，像股东一样思考。当他认为市场没有投资机会时，他甚至曾解散了他的投资合伙体。相信国内没有一家基金公司能做到其十分之一。

　　研究表明，绝大多数公司的赢利能力不会随着累积盈余的增加而同比例地提高。而企业管理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谋求更高的工资或膨胀自己的权力，却总是热衷于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总是有截留盈余、过度积累营运资金的偏好。他们总是信誓旦旦地声称“不分红”或“少分红”是出于股东利益考虑。然而，从实实在在钱的角度考虑，慷慨的分红政策肯定会更有利于大多数股东。

　　保留盈余而不分配的前提是：公司必须将之用在“更有利”的用途上。那么，如何判断是否“更有利”？对此，本杰明·格雷厄姆曾评价说，股东有权获得来自属于他们的资本的收益，除非他们明确批准，管理者才可以留存收益或将收益用于再投资。

　　由此可见，分红政策本质上仍是一个公司治理的问题。没有“股东文化”就没有“分红文化”，简单地设置几个“强制分红”的条款显然是不够的。尽管股权分置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只要“一股独大”、“国有股东缺位”的问题还存在，上市公司分红的文化就不能从根本上建立。

　　９月１３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规定从明年起，中央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将全面展开，今年则在部分企业试点。这标志着国家将开始行使其作为股东的“分红”权利。过去，国有企业普遍自留利润用于再投资。建立国企分红制度后，国有经济布局、国企收入分配机制将更趋合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大大增强，上市公司“国有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也将得到明显改善，企业会计造假行为也将受到极大限制。

　　有人认为，国企分红的框架虽已建立，但具体分红标准如何确立仍是难题。在笔者看来，最好、最市场化的标准就是巴菲特的标准，即如果管理层能将利润进行再投资并获得良好的收益率（如，超过ＧＤＰ的增长水平或远超行业平均增长水平），就可以不分红；否则，就坚决分红。